一、 封建“特区”体制是东周地区发展的根源
西周初期实行大分封，那些封国无疑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一是可以自由制定治国的基本原则，如伯禽至鲁，“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太公至齐，“简其君臣礼，以其俗为也。”治国原则各不相同。二是可传位命官，各地区最高统治者是世袭的。三是可拥有自己的军队，春秋初期各大国各有2至3万的军队；春秋后期，晋楚等大国则拥有十几万到几十万的军队。至战国，“各大国的兵额就有三十万至一百万之多。”四是可拥有自己独立的财税体系。五是可以拥有相当大的外交权，等等。因此，这些封国实际上就是较严格意义上的“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区”行政体制为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整个西周时期，地区发展并不很快。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些封国地理僻远，经济基础薄弱。如“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相通”④。楚等也是。这些地区与中原很少有经济联系，也谈不上有多少财富的积累。这自然不如周王畿所在的丰镐和洛邑大城。另一方面是周王室的政治控制较严和宗法血缘关系较紧。
平王东迁改变了这一局面。当中央权威倒落，宗法血缘关系历经三四百年而渐渐疏远后，各地区在数代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上，终于大发展起来了。齐国充分进行开发，“山泽各致其时”，“陵、阜、陆、瑾、井、田、畴均”，“无夺民时”。桓公用管仲整内政，革军令，按土地肥瘠定赋税轻重，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采用货币政策，奖励鱼盐输出。这样数年间便国富兵强，公元前657年灭莱，疆土扩大了一倍多。顷公时，“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悦”③。齐国继续发展。晋国拥有河东兴盛的池盐煮造业，被称之为“国之宝”。献公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惠公时，修政教，作爰田以赏众，又赐诸戎南鄙之田俾其开垦，“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文公时，“令百官赋职任功，弃债薄敛，绝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贤援能，官方定物”，推动了晋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强大。悼公时，晋国政治贤明，“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子教，其庶人力于农。商上皂隶，不知迂业”。他还注意使民得以休息，所以“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苛有积者，尽击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行之期年，国乃有节。”秦国处于宗周故地，加上一直重视农业生产，所以其经济水平较高。楚国则忙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隼路蓝缕，以启山林”。后以“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潴，町臣防，牧隰皋，井衍汰，量入修赋”。同时加强对财富的蓄聚，“令尹(子常)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焉，……..”
二、 春秋中后期社会的三个变化及其对地区发展的影响
春秋前期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上的私有化。主要是指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和地主阶层的形成。土地在当时是财富的象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们私利的膨胀。他们想尽办法把土地变成私有。唐启宇先生说：春秋时“各级领主都在扩充领地范围、采邑的范围，以达到增加物质财富、征取农民更多的贡纳与劳役的目的。在候国内，诸候与大夫、大夫与大夫间争田之事屡见于记载；在候国与候国间，侵鄙、取田、夺野、取邑之事亦屡见不鲜。”当时人少地多，所以垦荒自给也成为很多人占有并扩大土地的重要途径。如晋国范和中行氏自晋奔齐，其子孙就“耕于齐”；楚伍员出奔吴，一度“耕于鄙”；齐庄公的亲信申鲜虞出奔至鲁，曾“仆舜”。贵族逃亡中垦荒自给说明当时垦荒自给现象的普遍，而这些垦荒的土地自然属于私有，当时，土地占有的途径除垦荒外还来自赠赐、世袭、兼并、购买等。通过这些途径，作为土地主人的地主阶层也就形成了。
其次是思想上的活跃化。这主要是指否定天命，重人轻天和私办教育情况的出现，以至后来形成了百家争鸣。平王东迂后，“尊神”、“敬天”的传统观念发生动摇。周内史叔兴和郑申曾说：“吉凶由人”、“妖由人兴”；郑子产主张人事与天道分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同时，重人重民的思想开始产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祭祀以为人也……用人，其谁飨之!”随着思想的活跃，晋史官蔡墨还得出“社稷无常奉，君无常位，自古以然”这样大胆的政治结论。与此同时，由于士的分化、国学的局限、官府藏书散落民间和书写工具的相对方便，开办私学、聚徒讲学之风出现了。孔子是第一个打破“学在官府”传统的人。其后邓析在郑国聚徒讲习法律和诉讼；孔子弟子和墨子也聚徒讲学。到战国时，著名学者大都聚徒讲学。这直接推动了思想解放和百家争鸣.同时，这也间接地反映出当时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
再次是政治上的多元化。这主要是指诸候及卿大夫、士、庶民地位的上升和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卿大夫和士。东周时期，存在着天子、诸候、卿大夫和士递立的现象，特别是后两者在春秋中后期以后特别活跃。卿大夫以各种手段扩大自身的实力，如齐田氏、晋六卿、鲁三桓等。士则非常活跃，在政治(作相)、军事(作将)、外交(游说)和教育等各方面大展才华，所谓“陪臣执国命”。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对地区发展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各地区封国间的争霸。二是各国内部政权的激烈演变。诸候被纷纷赶出历史舞台，卿大夫由“政在私门”到公开掌多封国出现了一股政变潮流。政变有四大典型：一是一卿并众卿而独代君权，如“田氏代齐”；二是三卿并他卿而瓜占君权，如三家分晋；三是三卿并他卿而共掌君权，如鲁三桓执政；四是卿受君权禅让，如燕王会禅让相国子之。此外还有郑七穆氏更相掌权、楚白公胜之乱和宋“戴氏代军”等。卿大夫掌权后纷纷称王，公开否定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总之，这两方面——称霸和政变是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和政治欲望极度膨胀的最突出的表现。这些封国由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权国家了。总起来看，这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周各地区出现了质的变化。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由此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 战国改革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均衡局面的打破
战国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晋国的一分为三。晋国的分裂是争霸与政变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事变，是一个转折点，在诸邦国关系格局中结束了春秋时晋楚两霸在中原长期对峙而形成的一种相对均衡的局面。晋国分裂前，各国在对外扩张方面无所作为。秦国始终想东进，但受到晋国强有力的遏制。晋文公刚死，秦兵便迫不及待地东袭郑国，并对周无礼。晋一怒之下与秦战于郗而败之。以后多次交战，秦多败。只是当楚强或晋乱时秦才少有得势，但总的来看，晋分裂前，秦主要是向西开拓，称霸西戎。楚国也因为晋的存在而无法对中原大张其血盆大口。因此，晋的存在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力量间谋得相对平衡的重要因素。它的分裂就打破了这种相对均衡的格局。秦楚大肆向中原进犯，齐燕则消极应付。从地区关系格局来看，强弱势已经现出来了。
当然，真正决定地区力量对比的因素还是各地区内部的经济实力。很明显，进入战国后，各地区竞争就激烈了，发展也加快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各地区都为自己的加速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进行了变法。
战国前期，各地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内部改革上，以期获得迅速的发展。魏、赵、楚、秦、韩、齐及燕，都先后采取了重大的改革措施。总起来看，各地区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具有这样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把发展经济和整顿军备作为各项事业的中心。魏国“尽地力之教”，平籴法和实行“武卒制”；赵国公仲连重用善于“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的徐越；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吴起为了去除楚国“贫国弱兵”的弊端而采取“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的措施；齐国奖赏“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分以宁”的即墨大夫而烹死“田野不辟，民贫若苦”的阿大夫，另外齐都临淄逐步发展成拥有七万户几十万人口的繁华大城市；秦卫鞅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和奖励军功等等。二是承认和肯定土地私有化事实，调整税收体系，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秦国明确宣布废井田，“开阡陌封疆”，土地可以买卖；同时开始实行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这主要是为了鼓励垦荒，去除游荡懒惰的食客，增加国家的税收，秦这种做法在中原各国也大都早已实行(主要指承认土地私有)。三是对外开放，善于吸收其它国家的有益经验。各地区在人才、思想和技术上是相互开放的。有些地区还善于学习别国.秦国有这种传统，春秋时穆公就注意学习戎人经验。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所以此后赵国强盛，且赵奢，廉颇等良将辈出。四是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齐国稷下学官讲学风气很盛。宣王时“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当时各国君主们很敬重士人。魏文候重用翟璜、李惺、乐羊、吴起、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等士人；鲁缪公用公仪休为相，子柳和子思为臣；赵烈候用牛畜，荀欣和徐越三人；燕昭王吸引了苏秦、邹衍、乐毅和屈景等士人特地从国外归燕；秦重用卫鞅、张仪、甘茂、范睢和蔡泽等杰出的知识分子。五是打击旧贵族势力，废除世卿世禄制，以功劳取人，建立君主中央集权制。魏国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选官原则；赵国公仲连采用“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的做法；楚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去除那种“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现象；燕王会将三百万俸禄以上大官的官印全部收回，另由继位的原相国子之任命；秦孝公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等。与此同时，各国在打击旧贵族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郡县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在秦国最为典型。六是注意在改革过程中对文化传统的改造和利用。各国较注意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礼乐制度，强调天地君亲师是礼拜的主要对象，去除繁琐的礼节，重视朝礼、祭礼和丧礼三大礼节，对诸子百家学说也注意取其合理的因素。七是在改革幅度较大和程度较深的地区大都出现了动乱。这主要是在楚、秦和燕等国。吴起和卫鞅这两位改革巨人都渗遭车裂而死的悲局，而燕国通过禅让的做法来进行政治改革的行动竟受到齐宣王等外来势力的粗暴干涉而失败，齐军“禽子之而醢其身”，这说明改革引起动乱是正常的现象，关键是要对此预做防范，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各地区改革之后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改革情况来看，楚、燕、齐、韩这些改革或未成功、或措施力度不够的国家，发展呈下坡之势。魏和赵因为改革是动真格的，所以一度非常强盛，只是它们未能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并向广度和深度展开，所以为后来居上的秦国所超过。秦国因是在战国中期才开始改革，所以能充分吸取魏楚等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加上改革持续时间长达20年，且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非它国能比，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征服了东方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
四、历史的疑问：集权统一与地区发展的两难
无疑，秦统一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是人所共知的。统一使整个中国的力量显得强大，它使中国在与其它亚洲地区打交道时占有优势。同时中央集权的郡县体制在当时的交通信息条件下是一个较有效的统治制度。统一和集权是中国古代文明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它是中国生存之源。也正是因为如此，汉武帝时代的中国才会出现一个汉文化的辉煌时代。
但是，这种进步也确实包含着相当大的代价，这就是地区发展的放慢甚至停滞。在东周时由于地区的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如邹鲁、燕齐、三晋、楚、吴越、秦、宋卫等文化，在进入秦帝国之后，它们的色彩都大大地退化了。秦以后两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水平增长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点少(只局限于个别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手段贫乏，且由于常为争夺一统大权而战斗，导致经济发展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也频繁地被毁坏。所以这种代价是很大的。
有趣的是，秦帝国建立十几年之后就轰然瓦解，继起的是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在西汉前期也曾出现过七国之乱。这些事实表明，在东周时代离开得不太远，而统一集权的历史还不很长的时候，中国地区发展的愿望和要求还是非常强烈和迫切的，虽然这后来为政治权力所扼止，但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各地区的充分发展，整个中国才会真正地富强繁荣。因此，在统一的条件下如何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一个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