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孙持雄绘制《忧国忧民范文正公》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壬午岁怀范仲淹七律断齑划粥苦零丁，浩气犹随典册生。忧国忧民为至乐，请求请愿每孤行。闲时手释三千卷，御寇胸藏十万兵。绍继丘轲弘教化，无私盛德育群英。
张红星教授注：齑：用醋、酱拌和， 切成碎末的菜或肉。《周礼‧天官‧醢人》：“以五齐、七醢、七菹、三臡实之” 汉郑玄注：“齐，当读为齑……凡醯酱所和，细切为齑。”孙诒让正义：“齑为切和细碎之名，故菜、肉之细切者通谓之齑。”
零丁：孤独无依貌。《陈书‧沈炯传》：“臣婴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长。”唐 高适《蓟门行》之三：“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
浩气：正大刚直之气。唐牟融《谢惠剑》诗： “浩气中心发，雄风两腋生。”《水浒传》第七二回：“浩气冲天贯斗牛，英雄事业未曾酬。” 《明史‧杨继盛传》： “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千古。 ’” 朱德《悼左权同志》诗：“太行 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典册：记载典章制度等的重要册籍。 《左传‧定公四年》： “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杨伯峻 注：“典策谓典籍简册。” 《三国志‧魏志‧陈留王传》：“壬辰，晋太子炎绍封袭位，总摄百揆， 备物典册，一皆如前。”宋苏舜钦 《上孙沖谏议书》：“然而典策之奥，治词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笔之者，斯亦可尚。”
忧国忧民：为国家和人民而忧虑。宋范仲淹《谢转礼部侍郎表》：“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杨家将》第十二回： “卿忧国忧民， 真社稷臣也。”
至乐：最大的快乐。 《庄子‧至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晋陆机《招隐》诗：“至乐非有假，安事浇醇朴。”明方孝孺《赠河南王佥事序》：“遇时而得位者，众人之所慕，非君子至乐之所存也。”
请愿：采取集体行动要求政府或主管当局满足某些愿望， 或改革某种政策措施。
孤行：本指独自行路；单独行动。汉张衡《思玄赋》：“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明 陈子龙 《悼女颀诗》之三：“平生一步尝回首， 何事孤行到夜臺？”清薛福成 《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 控诉无门。”
释：解开。《诗‧郑风‧大叔于田》：“抑释掤忌，抑鬯弓忌。”朱熹集传：“释，解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使阳处父 追之，及诸 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 。”
御寇：抗击敌寇。宋王安石《与王子醇书》：“得书，喻以御寇之方。”
胸藏：胸中藏着。指有某种才能。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话说吴江有个秀才萧王宾，胸藏锦绣，笔走龙蛇，因家贫，在近处人家处馆， 早出晚归。” 《说唐》第四八回：“这老爷就是 刘文静 ，乃京兆人，与李靖同窗，胸藏韬略， 文武全才。”
绍继：继承。《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髦传》“乙巳，沛王林薨” 裴松之注引晋孙盛《魏氏春秋》：“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唐道宣 《＜凈住子＞序》：“所谓净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净住。子者绍继为义。”
丘轲：孔丘和孟轲的并称。唐韩愈 《石鼓歌》：“方今太平无事日，柄任儒术崇丘轲 。”唐 罗隐《水边偶题》诗：“穷似丘轲休叹息，达如 周召亦尘埃。”宋王禹偁《赠刘仲堪》诗：“丘轲 有堂奥，试脚到阶砌；杨墨恣荒榛，挥手欲芟薙。”
教化：教育感化。 《礼记‧经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憍赏弥国》：“世尊曰：‘教化劳耶？开导末世，实此为冀。 ’” 《西游记》第二六回：“教化众僧脱俗缘，指开大道明如电。”
无私：公正没有偏心；不自私。《左传‧成公九年》：“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清张锡祚 《月蚀诗》：“吾闻皇天无私泰阶平，二纪五纬谁相爭。”
盛德：品德高尚；高尚的品德。《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唐岑参《故僕射裴公輓歌》之一：“盛德资邦杰，嘉谟作世程。”
群英：谓众贤能之士。《后汉书‧窦何传论》： “内倚太后临朝之盛，外迎群英乘风之势。”晋陶潜《咏荆轲》：“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明 方孝孺《送河南佥事汤侯序》：“夫以汉承秦坑灭之余，贤才宜其难遇也。而真主一出，群英猬兴。”此处“育群英”即培养众多人才。
成语解释：
【忧国忧民】：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而担忧。延伸成语：忧国爱民。
慧照君评：范仲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千古名臣，他的《岳阳楼记》也是千古文章为世代传颂。此诗是彬宇先生少年时代所写，从中亦可见彬宇先生受范仲淹精神的影响。他在《平心平天下》一书中收录了在襄阳讲家风的讲座内容，题为《家国天下——从风格风范到家风国风》，其中就专门讲到了范仲淹的故事：
范仲淹很小就没了爹，跟随母亲改嫁，拖扯到大，吃过很多苦。他有很多故事，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他曾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这是他划齑为粥的故事。同时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宅心仁厚的人，年轻时就立志高远，将来要为国为民。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却反映了范仲淹的大修为、大格局与大情怀。恰恰就是这样的小事，往往真实地反映了他是真爱民还是假爱民，真仁者还是假慈悲。他的这种宽仁之风，直接影响了他的儿子们。他的儿子个个成器，其中两个儿子做官做到了公卿宰相之位。范仲淹言传身教，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得对。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范纯仁成长为了国家栋梁之才，后来做官做到了宰相。
彬宇先生此诗第一句“断齑划粥苦零丁，浩气犹随典册生”，其实讲的就是范仲淹少年时代断齑画粥苦读的情况，物质虽然贫乏，却毫不以为意，越是贫穷，精神越是饱满。读圣贤之书，养浩然之气。范仲淹如是，比他早一千多年的颜回如是，比他晚数百年的左宗棠亦复如是。彬宇先生在《大成之道》一书中对左宗棠有过很多介绍和评价，和范仲淹一样，左宗棠少年丧父，青年时入赘到夫人家，住在厢房内，新婚之夜写下“身无分文，心系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这样的对联。物质虽然匮乏，生活异常艰辛，但苦难非但不能把他们摧垮，却将他们的精神锤炼的光芒四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读圣贤书的缘故。彬宇先生就曾几次提到他早年一个人在梧桐山深处搭棚而居的岁月，长年累月孤身一人在不见人烟的鹏城第一峰深处，陪伴他的只有古代文化书籍和圣贤经典，精神仿佛穿越千年万年，回到古圣先贤的时代，与他们坐而论道、激荡风云，这便是“神交古人”，不但神交古人，而且是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流”。
大山深处没有吃的，先生便每个月下山一次，买两箱泡面回来，计划好一天泡一包吃，满以为一两个月下来会被搞得面黄肌瘦、神枯形槁，结果几个月下来，依然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时间久了，甚至还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气。后来一次下山后在山下的一家餐厅吃饭，吸引老板特意上前来小心翼翼地询问：“请问您是做什么的？每次您来我们这里用餐，我都在观察您。”彬宇先生一惊，问他为什么这样问。老板说：“我们这里人来人往，形形色色的人很多，唯独见你气质不凡，就像电视里的人。”一席话把彬宇先生乐得不行。彬宇先生说：“我就在这山里住。”老板很惊讶，说梧桐山里面还能住人吗？从未听说过有人居住，就你一个人在深山里吗？老板惊讶得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随即叫来太太向年仅20的彬宇先生问好，夫妻二人对先生都十分崇敬，此后还隔三差五派人进山给彬宇先生送吃的。这段趣事还被记录在多年后2014年《中华儿女》题为《千古不多独行人》的报道文章中。此后好几年，该老板都与彬宇先生保持着联系。
《梧桐山居诗意图》刘志明绘
彬宇先生在山里苦读时还做了几首诗，收录在《中天而立集》中，这是其中两首：
丁亥岁梧桐山下卜居吟五律
雨后散天香，山中卜草堂。闲居观太古，独坐任炎凉。万里横云骥，雄心盖大荒。飞黄腾四海，吾道绍羲皇。
梧桐山居吟五律吾庐在旷林，旁有激泉音。南海修英气，龙图起陆沉。江山恒壮美，我辈复登临。久有凌云意，包罗四宇心。
深圳的实业家陈岱宜先生，2005年通过读先生的博客文章而与先生结缘，先生在梧桐山读书期间，陈先生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会来山中看望先生，2014年彬宇先生在京创办四观书院，弘扬中华文化，陈先生还组团带人来参加学习，2015、2016年还陪同先生赴海外讲学交流。相识近20年，一步步紧跟着彬宇先生前行的步伐，至今他们一家与先生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对彬宇先生推崇备至，一旦听闻到社会或网络上有对先生造谣污蔑的，便会义正严辞毫不客气地加以驳斥以正视听。至今陈先生还时常感慨，他说是彬宇先生改变了他的人生和思想，使他对生命有敬畏、对人生有信念、对生活有真情。
在梧桐山苦读的十年后，彬宇先生一次到深圳讲学，陈先生还陪同彬宇先生再次驱车重回梧桐山，蓦然发现当年荒凉无人的山脚如今已是人声鼎沸，而且几乎满大街全是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落户于此。
彬宇先生如今也时常说，他很感恩当年的这段山居苦读的岁月。正是有了这样的体验，才能真切而深刻地思考并懂得生命的真义。
两百年前的左宗棠、一千年前的范仲淹，两千多年前的颜回等等这些往圣先贤，都是彬宇先生的榜样，其精神也不断滋养着后人的成长，给他们以无穷的力量！
历史上的范仲淹，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幼年丧父，母亲谢夫人改嫁长山朱氏，范仲淹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西北边事稍宁后，宋仁宗召范仲淹回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享年六十四。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之碑”。后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至清代以后，相继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由“寒儒”成为进士，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5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时居住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宁陵县。
此时晏殊担任南京留守、知应天府，听说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
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范仲淹因而名显于世，当时士大夫阶层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这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于是面圣陈述范仲淹过去的政绩。十二月，宋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担任秘阁校理，也就是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工作。
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时，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却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则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率百官朝拜太后祝寿的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得到答复。范仲淹于是又上书太后，请求太后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在得知范仲淹上疏后，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认为他不仅会毁掉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而范仲淹则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
范仲淹虽远离朝廷，“处江湖之远”，但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没有被朝廷采纳，但他的一片忠心却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此时群臣大多都在议论太后垂帘时为政的过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也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为尊者讳”掩盖太后过失，全其美德。
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
范仲淹则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于是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同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半天没有吃的，陛下会怎么样？”仁宗幡然醒悟，立即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希望宫内戒除骄奢之风。
还是这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于是联合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准接受台谏发来的章疏，疏入内廷，却不能上奏。
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他当庭辩论，吕夷简被辩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计划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吕夷简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便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但没有得到批复。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知睦州一年后调任苏州知州，他将自己所居的南园之地用来兴建郡学。
这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又被调回京师，任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开封府知府。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结党营私，于是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
但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仲淹便连上四章，驳斥吕夷简狡诈，因二人言辞激烈，范仲淹再度被罢黜，改知饶州。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很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攻击高若讷，都被牵连遭贬。
朝臣畏惧宰相势力，不敢再言。范仲淹于是被贬出京，临行时竟无人敢送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翌年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与宰相一党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再度四起。
仁宗诏新任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撰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抽身事外、逍遥自在就行。范仲淹于是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
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宋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将他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七月，又升他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以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阶低下者先出战。
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
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
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攻取西界芦子平，派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
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
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
四月，仁宗贬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
范仲淹到任后，便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他们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逐渐脱离西夏，为宋效力。
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
李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
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手按地图对左右侍臣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就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加封他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
范仲淹为将帅，号令分明，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直到李元昊向北宋称臣（庆历和议），西夏军队均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庆历三年（1043年），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六月，谏官进言说范仲淹有宰相之才，仁宗欲拜他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多次召见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询天下大事。
范仲淹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件事。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于是罢免了他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
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多的新政也就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创办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于是文运大振。此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于是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下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
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值得一提的是，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并未到岳阳，只是借岳阳楼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知杭州。子弟们都认为范仲淹有隐退之意，于是商议购置田产等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知青州。后因冬寒病重，求调颍州。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调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五月二十日（西元6月19日）在徐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早在范仲淹患病时，仁宗便经常派人送药慰问。到范仲淹病逝后，仁宗嗟叹哀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褒赠近世名臣”，特赠范仲淹为魏国公。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颁诏“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称“先儒范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下旨从祀于历代帝王庙。
彬宇先生颔联和颈联“忧国忧民为至乐，请求请愿每孤行。闲时手释三千卷，御寇胸藏十万兵”就是概括了范仲淹出仕后的辉煌事迹。
最后一句“绍继丘轲弘教化，无私盛德育群英”，是讲范仲淹在职期间注重兴办教育，传承发展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着力培养圣贤君子、仁人志士。他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都成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和大儒。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具备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各项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并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担任枢密使，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代名将。
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少年时就喜欢谈兵，甚至还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张载二十一岁时，慕名去边地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来成为北宋五子之一，一代大儒、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
富弼在少年时，好学不倦，胸怀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富弼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等看，晏殊感叹之余索性把女儿嫁给了富弼。
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后来也成为一代名相。
范仲淹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 ，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还是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一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的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了一年多，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而这些巨大的成就，均来自于他是一位真正实修实学、实知实行的真儒家。
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再度在有宋一朝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以下，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我们回头来看，范仲淹早年间还未显达时，曾经去神祠求签祈祷，他说：“将来我能当宰相吗？”结果“不许”。他又求签祈祷，说：“如若不能拜相，那我愿意当个良医。”结果“亦不许”。范仲淹长叹说：“不能为百姓和天下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平生所为。”神祠中的解签人不解，便问他：“大丈夫立志为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两者差距也太大了。”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医术高明的良医，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解签人感叹说：“如此年轻而能有如此仁心，就已经是宰相之器了。你将来必能为相。”从此事可见，年纪轻轻的范仲淹，很早便有了这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为良相）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为良医）的崇高理想。
他平生注重节操，思慕古圣先贤，有崇高的理想，便自然会有崇高的追求，脱离低级趣味。他工作、读书之余，最大的爱好便是抚琴，以琴调心、养心、修心。于琴中思古，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找到能通于琴道的老师乐如孺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王安石评价他：“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延续王安石之说，评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黄庭坚则称：“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
“有际天人之学，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扩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务，有坚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晔然震耀于世道者。”这是后世学者对范文正公的评价，也成为彬宇先生少年时代的座右铭。—————————————————————————
《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