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刘景双绘制《汉光武推心置腹》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丙戌岁怀刘秀七律
耕读之间养圣真，丕承尧舜一完人。
推心置腹感兵将，度势匡时智绝伦。
嘉许矮奴迎印绶，赐名倭国仰中宸。
齐家治世平天下，厚德怀柔待众臣。
张红星教授注解：
耕读：指利用农耕之余，致力学问的生活方式。后比喻勤苦恬淡有志于学。元谢肃《怀越东书舍歌》：“綵服惟思觐老亲，山中耕读返吾真。”
圣真：谓儒学的真谛。《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 裴松之注引《荀彧别传》：“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王道两济。”宋王安石 《扬子》诗之三：“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思入无伦。”
丕承：很好地继承。谓帝王承天受命，常曰“丕承”。《书‧君奭》：“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汉扬雄《法言‧问明》：“成汤，丕承也；文王， 渊懿也。或问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摩揭陀国上》：“今我小子丕承王业，式建伽蓝，用旌圣迹。”明张煌言《答延平世子经书》：“幸而老世臺丕承前业，壁垒增新。”
尧舜：唐尧和虞舜的并称。远古部落联盟的首领。古史传说中的圣明君主。《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礼记‧大学》：“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唐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今者陛下圣明在上，虽尧舜无以加之。”
完人：指德行完美的人。元刘祁《归潜志》卷十三：“士之立身如素丝然，慎不可使点污，少有点污则不得为完人矣。”明吕坤《呻吟语选‧圣贤》：“为宇宙完人甚难；自初生以至属纩，彻头彻尾，无些子破绽，尤难。”清蒋士铨《临川梦‧花庆》：“不愿衣笼一品身，愿儿忠存作完人。”
推心置腹：谓以至诚待人。语本《东观汉记‧光武帝纪》：“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唐白居易《七德舞》诗：“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明焦竑《玉堂丛语‧规讽》：“李侍郎绍，江西安福人，与人交，必推心置腹，务尽忠告。”清蒋士铨 《临川梦‧遣跛》：“大人若推心置腹，叟虽衰疾，尚堪一往。”
兵将：士卒与将帅。《后汉书‧臧洪传》：“城中粮尽，外无援救……又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
度势：分析时势， 估计其发展趋向。明张居正 《与李太僕渐庵论治体》：“然审时度势，政固宜尔，且受恩深重，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清林则徐《復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摺》：“虽若确有把握，然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 清陆以湉 《冷庐杂识‧师古》：“漫言法古，而不审时度势以图之，鲜有不败者也。”
绝伦：无与伦比。《史记‧龟策列传》：“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后汉书‧班固传上》：“弘农功曹史殷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
嘉许：夸奖、赞许。汉焦赣《易林‧贲之艮》：“公子奉请，王孙嘉许。”明冯梦龙《智囊补‧自叙》：“辑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请教于海内之明哲，往往滥蒙嘉许。”
矮奴：为奴之侏儒。唐白居易《道州民》诗：“道州 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送，号为道州任土贡。”《旧唐书‧隐逸传‧阳城》：“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贡其男，号为‘矮奴’。”
印绶：印信和系印信的丝带。古人印信上系有丝带，佩带在身。《史记‧项羽本纪》：“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旧唐书‧裴度传》：“带丞相之印绶，所以尊其名；赐诸侯之斧钺，所以重其命。”
赐名：君王赠以名号。《魏书‧古弼传》：“太宗嘉之，赐名曰笔 ，取其直而有用，后改为 弼 ，言其辅佐材也。”宋王偁《东都事略‧戚纶传》：“应天府民有曹诚者，即同文旧居广舍百五十楹，聚书千余卷，以延学者。真宗嘉之，赐名曰‘应天书院’云。”《清史稿‧方观承传》：“又疏濬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赐名曰安河 。”
倭国：我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旧唐书‧东夷传》：“倭国者，古倭奴国 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海舟》：“倭国海舶，两傍列橹手栏板抵水，人在其中运力。”
仰：敬慕、仰望。汉张衡《思玄赋》：“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新唐书‧韩愈传赞》：“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中宸：本为太空。《文选‧张衡＜西京赋＞》：“消雰埃于中宸，集重阳之清澂。”薛综注：“宸，天地之交宇也。”借指中国朝廷。宋司马光 《交趾献奇兽赋》：“旷时月而涉万里，然后得入觐于中宸。”又借指天子、太后。宋范仲淹 《送河东提刑张太傅》诗：“君驰奏阙下，感慨动中宸。”《宋史‧乐志十三》：“腾光丙位，荐寿中宸。”
齐家：治家。语出《礼记‧大学》：“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清李渔《风筝误‧闺闹》：“不会齐家会做官，只因情法有严宽。”康有为 《大同书》戊部第一章：“夫强异类者以同居，以此而日言齐家，岂非怪谬！”一般齐家治国连用，指整治家庭和治理国家。语出《礼记‧大学》：“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治世：治天下，治国。《商君书‧更法》：“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明吴从善 《＜郁离子＞序》：“其所抱负经画，可以文明治世者， 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
厚德：犹大德。《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淮南子‧氾论训》：“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
怀仁：心怀仁德。汉陆贾《新语‧道基》：“圣人怀仁仗义。”明吾丘瑞《运甓记‧藩府贺正》：“放雀怀仁，献鸠施惠，翠管银钩辉映。”
众臣：众，多。指群臣。也指贵臣身份以外之臣。即众士。《仪礼‧丧服》：“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屦。”《仪礼‧丧服》：“公、卿、大夫、室老、士，贵臣，其余皆众臣也。”慧照君评：
彬宇先生曾用“文可笔间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一句诗形容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这句诗形容豪杰之士能文能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古代能担得起这句话的人寥寥可数，仔细想来，不外唐太宗、曹操、刘秀几人而已。而其中刘秀，在古代帝王中，也是近乎完人的存在，在中国几千年产生的四百多位皇帝中，也是佼佼者。毛泽东在读《东观汉记》时，曾用三个“最”来形容刘秀：“历史上嘴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也认为：“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将其推崇到尧舜禹汤这般地位，可见一斑。所以彬宇先生第一句就概括刘秀的功德：“耕读之间养圣真，丕承尧舜一完人”。
当然，在彬宇先生心目中，尧舜禹不仅是完人，更是至圣。三皇五帝及三王四代身上，都有开天辟地一般的创造性壮举，都不是后世帝王所能比拟。一般圣贤豪杰均以立功立德立言为追求，而三皇五帝、三王四代留给中华民族的全是至功至德至言，历万世而不朽，亘古而常新，不可同日而语。仅就立言一项，后世便难以望其项背——伏羲创制八卦，创造中华文明，后世莫不蒙受其福，其中周文王父子三人因承其学而成就盛德大业；神农遍尝百草，发明中药，留下《本草经》，护卫炎黄子孙身体；黄帝创造甲子以洞悉天机，创造历法，指导坐下史官仓颉创造文字，并留下《内经》，发明中医、道医，居功至伟；尧进一步将伏羲、黄帝以来的天文历法用于农耕，令中华民族得以养命养身，走向兴盛；大舜孝感动天，垂范人极；大禹胸怀天下，协和万邦，治平水患，使海晏河清，地平天成，留下《山海经》······后世帝王，除文王以外，皆未能比肩项背。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刘秀的先世，因遵行“推恩令”的原则而从列侯递降。到他父亲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了。
西元前6年，刘秀出生，在他出生这年，他家稻谷丰收，出现了一茎九穗的现象，比一般稻谷长一二尺，父亲因此为他取名为“秀”。
刘秀在位共33年，葬于原陵，庙号世祖，谥号光武（谥法：能绍前业曰光，克定祸乱曰武）。
元始三年（3年），其父刘钦在南顿县（在今河南项城市）县令任上去世，年仅9岁的刘秀与兄妹便成了孤儿，生活无依，被远在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的叔父刘良所抚养，成了普通的平民。
由于刘秀勤于农事，而其兄刘縯好侠养士，不事生产，经常取笑刘秀，将他比做刘邦的兄弟刘喜，还带人到田地里嘲笑刘秀。刘秀表面上不以为意，但胸怀大志，暗自慨叹：“大丈夫顶天立地，你们可以建功立业，我也可以名垂青史。”于是下定决心，要学穷经史，并欲经世致用。于新朝天凤年间（14年―19年），年方弱冠的刘秀到长安，入读太学，随名儒许子威攻读《尚书》。但也绝不固守一经，而是通览博学，并常与在太学的儒生研讨，自己又结合现实，分析时事，推导天下大势，广泛接触社会，在政治上愈发纯熟。《东汉观记》中形容他：“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又说他“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县为同舍生解说。”
后因家境艰难，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家乡，与姐夫邓晨一起务农，以贩卖粮食为生。务农期间，且耕且读，不忘大志。
一次，当地名士蔡少公召集当地读书人雅集聚会，刘秀也前往，因其为后生晚辈，只能坐在角落里陪席。汉代从董仲舒善谈天人感应起，愈加流行图谶预言之学，这位蔡少公正是其中之一。席间，蔡少公向大家介绍自己最近的研究心得，得出一个预言，将来的天子名为刘秀。有宾客一听，就连忙起身询问：“莫非是当朝国师刘秀？（按：其时王莽的国师本是刘歆，因研究讖纬之学及天文历法而闻名，他也研究出未来天子名为刘秀，故刚改名为刘秀。奈何无有天命而妄图作天子者必遭反噬，后来谋杀王莽因泄密而自杀）。
在角落里陪坐的刘秀闻言，激动难抑，站起来大声说：“未来天子既是刘秀，为何非是那些权贵人物而不是我呢？”刘秀之言顿时引得哄堂大笑，一齐打量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后生，笑得前俯后仰。
时隔不久，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国师刘歆还有一位精通讖纬的同事，名叫李守，担任王莽的宗卿师（官名，汉平帝时设置，执掌皇室子弟教育之职，隋朝废除），地位也与国师相类。李守时常给儿子李通说，“根据讖纬预言，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意思是有个名叫刘秀的，将来会作天子，我们李家可以辅佐他做宰相。
李通深信不疑，话听多了，索性辞官外出寻找刘秀去了。一来二去，各种打探，终于找到了正在挑谷米卖的刘秀，刘秀见李通一表人材，一副士人君子模样，又出口不凡，便和他交谈起来，李通欣喜莫名，一股脑将讖纬预言的内容全盘托出，鼓励刘秀起义革命。
西汉自汉元帝以来，朝政日益衰败。到了汉成帝之时，成帝昏聩不堪，委政母族。致使以太后王政君为首的王氏外戚集团独揽了朝政大权；又专宠赵氏姐妹，从而形成了“赵氏乱于内，外家擅于朝”的局面。
汉哀帝死后，王政君之侄王莽连立汉平帝、孺子婴两幼主，其地位历经“安汉公”、“摄皇帝”，表面上几乎就是昔日周公摄政的再次重演。初始元年（8年），王莽废孺子婴（刘婴）为定安公，正式代汉称帝，建立了新朝，建元“始建国”，西汉终于灭亡。新莽末年，因其推行的改革盲目崇古，不切实际，又触动了上至豪强、下及平民的利益；加之水、旱等天灾不断，广袤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终于，在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大批豪强地主也乘势开始倒莽。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于远支旁系支脉。而刘秀的为人与其长兄刘縯不同，刘縯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和南阳的诸多子弟都欲趁乱起兵，欲图大事；而刘秀则为人“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刘秀经过了深思熟虑，见天下确已大乱，于是在李通的怂恿下方才决定起兵。
彬宇先生第二句“推心置腹感兵将”是说刘秀为人真诚，在后来的大小战争中收编了许多敌对势力，同时用真诚感动了一批又一批的降兵降将，声势越来越大，终于成长为推翻王莽新朝的雄师。后一句“度势匡时智绝伦”一句，赞扬刘秀冷静沉着，审时度势，善于分析问题，对于起义之事，既不操之过急，又不落于人后，善于把握精准的时机。他的兄长刘縯与刘秀早期同时在绿林军所拥立的更始帝刘玄手下共事，刘縯性格张扬，遭到刘玄猜忌被杀，有朋友前来通知刘秀报仇。刘秀刚取得昆阳之战首功，得知兄长无故被杀后，平静如常，只说兄长不自检点，自取其祸，遂遣散朋友。夜里睡觉，泪水打湿了枕头。为了不让更始帝猜忌，次日赶回去向刘玄请罪，丝毫不提昆阳之功，反而表示兄长犯上，自己也有过错，因有新功，又如此说，刘玄反而不好将之定罪。此后刘秀“饮食言笑如平常”。不过在独居时不吃酒肉，枕席间往往有泪痕。部下冯异劝他尽情哀恸，刘秀制止道：“卿勿妄言。”从此更加卖命工作，更始帝刘玄原本想将刘秀一起灭杀，以防后患，但观察很久，觉得刘秀确无报仇之志，又见他屡立大功，心中有愧，便对刘秀彻底放下怀疑，并对刘秀不断加官晋爵给予重用。此事足见刘秀之隐忍不感情用事及善于审时度势之智。也为自己的人生和为兄长报仇雪恨赢得了机会（当然后来刘玄兵败投降死在赤眉军手上，刘秀没有机会报仇）。
刘秀起兵之初，连马都没有，是骑牛出战，被称为“牛背上的开国皇帝”，但其能文能武，在昆阳之战中一战成名，在更始三年（西元25年），已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部众拥戴下，于河北鄗城的千秋亭即皇帝位，为表示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然使用“汉”为国号，改元“建武”，史称后汉。同年十月，定都洛阳。
曹植《曹子建集》中比较刘邦和刘秀，有著名的《汉二祖优劣论》，其中如此评价刘秀：
“股肱有济济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 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规 弘迹而造皇极，创帝道而立德基。”
彬宇先生此诗的第三句“嘉许矮奴迎印绶，赐名倭国仰中宸”，是讲了一段重要的史实，即汉光武刘秀曾接受过海外个子又矮又以奴仆身份来朝见他的人，并给他们的民族赐名“矮奴”，为他们的国家颁授金印（规制远远小于汉朝金印以示区分）同时为该国赐名“倭国”，“倭”即“矮奴”之义。
倭字，与委字通用，在《说文解字》中，委表示随从之意，加上人字偏旁表示顺从、恭敬的人。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三国志·魏书》中记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诸国）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
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出土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
三国曹魏时期，古倭国曾在九年时间内五次向洛阳的中原王朝进贡，并首次掀开了中日两国互派使者的新篇章。
金印的出土非常偶然。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福冈市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从一块大石下面发现了这颗金印。消息传到福冈城内，被当时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儒学家龟井得知，龟井马上写信给这个农民，愿用黄金十两买进。农民很奇怪，没有回信，龟井再次写信，出价一百两黄金。农民与村人商量，就上报了。金印就被当地的领主黑田付白金若干获得。这颗金印现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但博物馆没有说明它究竟是谁的，黑田的后裔说是暂时借给博物馆的。
同时这枚金印也引起了日本专家的争议。因为在《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成了日本国宝。但是，一直以来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对此存有疑惑。他们首先怀疑的是这枚金印的真伪，在金印发现的那个时代，已经有伪造这一枚小小金印的技术，因此，金印到底是不是中国之物让人怀疑，或者这印章本就是时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伪造。
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金印上所刻的是“委”而不是“倭”字。在《后汉书》关于委奴国，除光武帝赐委奴国王印绶，及“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侵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的记载而外，再没有其他记载。学者认为“委”字作委任解，即将印上文字解释为汉朝委任的奴国国王。
反驳这一说法的学者表示，从汉代及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王朝对外派送的印信中从未有作委任解的“委”字先例。多数学者认为“委”和“倭”相通，“委奴国”即“倭奴国”。但是，“倭奴国”究竟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还是“倭”之“奴国”的意思呢，这又存在较大分歧。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载，魏明帝时曾封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亲魏委王，假金印紫绶”。然而，中国王朝对外赐予封号一般都采用二断的称呼，如“汉·匈奴·左贤王”，由此，“倭奴国”便成为一个不能完全等同于《魏志·倭人传》中“奴国”的名字。
由这枚金印引起的争论使这枚金印的传说也变得神乎其神。但随着中国两颗汉代印章的相继发现，谜底正在逐渐揭开。
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颗汉武帝刘彻赐给滇王尝恙的金印“滇王之印”。出土的这颗金印亦为纯金铸成，蛇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2厘米。据考证，此印确是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而这颗金印无论质地、字体、印钮和尺寸大小，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同。
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一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的田间，发现了一颗汉代诸侯王玺“广陵王玺”。此印也是纯金铸成，龟钮，长宽各2.3厘米，通高2.1厘米。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元年（58年）八月卯子徒山阳王邢为广陵王，遗就国。”参照附近汉墓中刻在其它铜器上的年号推定，这颗金印既是东汉明帝刘庄于永平元年封刘侀为广陵王时所赐给他的。这与光武帝刘秀所赐汉倭奴王印的中元二年只相差一年（57年）；而且两颗金印的字体和手法极为相似。大约出自一人之手。
1989年，福冈市举行亚太博览会，要把两印同时展出，南京博物院同意了。其间名古屋博物馆要借展广陵王玺，南京博物院也同意了。福冈博览会后，广陵王玺转到名古屋。
两枚金印的出土大大的增加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度。因为经专家考证，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中日两国出土的这三枚金印均符合汉制，而且中国发现的两个金印均被考证为真。
“汉委奴国王”这方金印经与史籍的参照印证和与“滇王之印”、 “广陵玉玺”的对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初步得到证明，由此也进一步证实了中日交往的渊源关系。
“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宝贵还在于其历史价值。金印上铭刻的“汉”字右下角是个“火”字。一般所见“汉”字右半部是连写的。那么“汉”字右下角刻划成“火”字是偶然的吗？查阅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没有发现同样的写法。但日本几家博物馆收藏的铜印中有这个字；上海博物馆藏的“汉匈奴破虏长”、“汉归义氐佰长”(繁体)印，它们上面也刻有这个字。这几个印章在“汉”字右半部的中间都是隔断的。为什么要隔断呢？就是要使“火”字出现在印章上。为什么要出现“火”字呢？因为汉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因素组成：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候说是水德，有时候说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规定为火德，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