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忍辱负重

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忍辱负重

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刘景双绘制《太史公忍辱负重》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甲申岁咏太史公七律

中华岁历几千古,实录三皇接太初。

忍辱含悲非苟活,穷豪极贵又何如。

文王狱里演周易,司马衔冤著史书。

死或鸿毛和泰岳,信知造命有乘除。

张红星教授注解:

岁历:即年历。《书‧尧典》“允釐百工,庶绩咸熙”孔传:“言定四时,成岁历,以告时授事,则能信。”宋梅尧臣 《矮石榴树子赋》:“非封植,忽此生荣,三传岁历,密叶如盖。”赵朴初《金缕曲》词:“岁历翻新页,喜回头,一年经过,奇峰千叠。”此处引申为岁月经历,即历经许多年。

实录:本指如实记载、真实地记录。唐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后也指符合实际的记载。《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朝宋沈约 《上宋书表》:“事属当时,多非实录。”

太初: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元气。《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三国魏曹植《魏德论》:“在昔太初,玄黄混并,浑沌鸿濛,兆朕未形。”《云笈七籤》卷二:“太初之时,老君从虚空而下,为太初之师。”后也指太古时期。唐吴筠《高士咏》序:“太初渺邈,难得而详。”宋郑樵 《通志‧总序》:“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 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

忍辱:即隐忍、忍耻,忍受屈辱。《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左传‧哀公二十七年》:“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唐杜牧《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含悲:怀着悲哀的感情;忍着悲痛。南朝梁沈约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对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

苟活:苟且偷生。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缧紲。”宋黄庭坚《书磨崖碑后》:“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穷豪极贵:即穷富极贵。谓极其富贵。晋葛洪 《抱朴子‧畅玄》:“故穷富极贵,不足以诱之焉。”唐李翱 《韩吏部行状》:“父子皆授旌节,子与孙虽在幼童者亦为好官,穷富极贵,宠荣耀天下。”

司马:此处指太史公司马迁。

衔冤:含冤。谓冤屈无从申诉。《宋书‧索虏传论》:“偏城孤将,衔冤就虏。”唐杜甫《哭臺州郑司户苏少监》诗:“流恸嗟何及,衔冤有是夫。”元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摺:“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闇,负屈衔冤。”

史书:记载历史的书籍。晋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唐刘知几《史通‧因习》:“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此处也指《史记》。

鸿毛:鸿雁之毛。常用以比喻轻微或不足道的事物。《战国策‧楚策四》:“是以国权轻于鸿毛, 而积祸重于丘山。”唐韩愈《贞女峡》诗:“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汉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泰岳:即泰山。宋杨万里《诚斋诗话》:“太学生姚孝宁《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将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必蹶。’”《水浒传》第二九回:“(蒋忠)自夸大言道:‘三年上泰岳 争交,不曾有对;普天之下,没我一般的了!’”

信知:深知、确知。唐杜甫《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太平广记》卷九九引唐唐临《冥报记‧李大安》:“于是叹异,信知圣教不虚,遂加崇信焉。” 

造命:此处指命运之神、造物主。清孔尚任《桃花扇‧余韵》:“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 王季思等注:“造命意指造物主。”

乘除:算术里的乘法和除法。《周髀算经》卷上“矩出于九九八十一” 汉赵君卿注:“推圆方之率,通广长之数,当须乘除以计之;九九者,乘除之原也。”

赵力能先生评: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此诗写了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学巨著《史记》的伟大创举。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家学渊源,自幼跟随父亲司马谈学习古文书传,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耕读为乐。
20岁时,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入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却因病留滞在周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导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南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经洛阳时见到了生命垂危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儿子授遗命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是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若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随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吧!我去世以后,你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可千万别忘了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而后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天下称颂周公,是因为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崩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写《春秋》,直到今日,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天不假年,不能记载评论,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日益感到惶恐不安,你可要谨记于心啊!”司马迁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立志一定将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与怠慢。”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因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鸿儒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司马迁向今文家、大儒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穿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所传颂。
《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卓越的文学作品,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彬宇先生则认为一部《史记》,可谓贯通中华文脉,糅文史哲于一体,司马迁借史宣教,以史弘道,志在鉴古开新、继往开来,故而被后世誉为“史圣”,诚然实至名归。由司马迁自述,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彬宇先生此诗开篇第一句“中华岁历几千古,实录三皇接太初”,就讲了中华民族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而《史记》一书记载了从上古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名副其实成为“二十四史”之首。
第二句“忍辱含悲非苟活”,讲了司马迁仗义执言,被连坐蒙冤下狱遭受腐刑,但他求生不是为了苟活,而是有宏大的抱负和理想需要完成,他的追求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要为了总结中华民族过往的历史,并要从中找寻出中华民族如何在未来走向伟大复兴的规律,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留存下无比厚重而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精神遗产与文化遗产。如此事业,着实惊天动地、震古烁今,岂能是熙熙攘攘、名来利往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可能比拟?所以此诗第二句咏叹出“穷豪极贵又何如”的追问。
司马迁是一位自幼饱读诗书的大儒型史家,所以在儒家文化培育下,养成了具有一种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敢于仗义执言的气质和精神,因而才会为李陵仗义执言,为其辩护而被株连。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而援兵迟迟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至孝,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却吸引了匈奴全部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然而,不久后去迎接李陵的公孙敖无功而返,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武帝便杀了李陵全家 ,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囚于狱中而推演《周易》,孔子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著成《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成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了著写《史记》这一伟大的使命!同时也是彬宇先生此诗第三句“文王狱里演周易,司马衔冤著史书”的概括。
此诗最后句是引用了司马迁自己的评价来评价司马迁,同时也是向世人再度宣导司马迁这一正确的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价值观不同,生死观便自然不同。怀抱享乐主义的人,必定完成不了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所有的圣贤豪杰之士,都是能够忍辱负重的。这或许是上苍对将赋予大任的人士的考验。能够经受考验,忍耻包羞,也才能够完成使命。
此诗最后一句“信知造命有乘除”暗指了司马迁既能做自己生命的主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司马迁也因为深究天文,洞悉天象,成为可以推演天命的大哲。从他修改历法,以及那句著名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自评便可见一斑
《史记·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到天子衰微、诸候乱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至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这句“信知造命有乘除”即是言人事命运的趋势等可以用推演和乘除的方式来进行演算。
另外彬宇先生在早年的《干支哲学》与《平心平天下》两部书中都共同提出了一个关于传统命道哲学的理念,同时也讲清楚了何为知命,能知命即能立命,先生将之归结为一句话:“数由前定,可以加减。归根结底,事在人为。”先生曾多次在多个场合中简单地介绍这个理念:
三星是福禄寿,三宝是精气神。三星足,三宝便足,反之亦然。三星就是俗称的禄命。禄尽则命终。因而做人要惜福,进而要积福,甚而要造福。福禄寿都有一定之数,既是定数,也含变数。既然为数,则可损益,损益即加减。譬若一人行善,则为做加法,此即惜福;若带着团队一同行善,则为做乘法,此即积福;若弘大道,影响社会,则为做乘方,此即造福。反之亦然,一人享乐,则为做减法,此即享福(又名耗福);因享乐而损人,则为做除法,此即损福;甚至编造歪理邪说祸国殃民,影响巨大,则为做除方,此即折福。祸福相依,于祸时有悟则福至;于福中不惜则祸来。福尽灾来,禄尽命终,亦不免飞灰烟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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